飞机杯的大小_以学术展现前所未有的新型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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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学术贡献,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引入和阐释。1923年,瞿秋白在国共两党联合主办的上海大学任教时,开始系统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并在讲义的基础上撰成《社会哲学概论》一书出版。他指出,哲学的任务不只是思考社会历史,更在于探求宇宙根底,“统率精神物质各方面的智识而求得一整个儿的宇宙观”。这样一来,哲学就会遭遇到“我”与“非我”、“认识”与“实质”、“灵魂”与“自然”等根本问题,产生出唯心论与唯物论的不同说明;而只有“唯物主义的互辩律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才能对此作出正确的回答。这样一来,就使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更全面更完整的了解。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包括宇宙观问题上,陈独秀持有不同的看法。他当时把哲学分成两类,一是“实验主义的及唯物史观的人生哲学”,二是“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即所谓形而上的哲学”,认为前者属于社会科学,是科学的内容,后者则是胡想乱说,根本不是科学,因此只能赞成前者,反对后者。瞿秋白作为陈独秀的晚辈和下级,却能够在学术上发表不同见解,可见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学术探索中具有开放的心态和平等的精神,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能够容纳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这本身也是新文化运动学术精神的体现。

  新文化运动中,不同思潮相激互动,引发了一系列思想文化论争,如东西文化问题论战、问题与主义论战、社会主义问题论战、科学与玄学论战。这些论战既有意识形态的内容,也有学术探索的内容,因而从一个方面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学术发展。对于这些论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以积极的态度和鲜明的立场参与其中,敢于同其他思潮代表人物进行学理上的争论,从争论中显示自己的思想锋芒和理论优势,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往往由此产生。如发生在1919年的问题与主义论战,时间不长,规模很小,主要在胡适与李大钊之间展开。论战过后,胡适并未写专文对他主张的自由主义加以学理上的细致论证,而李大钊却以很大精力撰写成《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划时代长文,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作了较系统的阐发,从而使中国人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了更为深厚的学理依据。因此,李大钊的这篇文字,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大规模传播的里程碑,而且也是对新文化运动的一大学术贡献。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些学术著述中,展现了一种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用李大钊的话说,这种理想既包含了人类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又包含了人类对大同团结的向往。他指出:“现在世界进化的轨道,都是沿着一条线走,这条线就是达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类共同精神联贯的脉络……这条线的渊源,就是个性解放。个性解放,断断不是单为求一个分裂就算了事,乃是为完成一切个性,脱离了旧绊锁,重新改造一个普通广大的新组织。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这个性解放的运动,同时伴着一个大同团结的运动。这两种运动,似乎是相反,实在是相成。”这种理想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把中国人世代追求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结合起来,把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群体价值的精神与西方近世文化的强调个性解放的精神结合起来,既承继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又吸纳了西方文化传统的优长,更对这两者作了适合于现代中国的创造性转化。为了这种理想在中国的实现,一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种理想,这种为理想所作出的牺牲,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学术贡献中最独特最闪光的精华所在,也是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学术成果中所不具有的内容。在衡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新文化运动的学术贡献时,这些内容绝不应被忽视被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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